当代中国美术学科的专业界限日趋模糊，思路却更为宽泛，水墨画的审美理念由此也悄然发生质变。其创作手法越发自由，材料运用愈加多样，一方面得力审美认知的提升，一方面缘于“跨界”水墨的兴盛。当下，不管是从事中国画实践和传统艺术研究，还是从事平面设计与工艺装饰，参与者合力拓展了水墨表现的物质空间，以多元化造型样态，全方位宣叙现代文化语境。

助推水墨演化的动力来自现代生活情境和域外文化的介入，使得中国画坛出现了五千年来未有的新变局。当代水墨画一个鲜明特征就是纷繁的图像隐喻的多义性，突破积时固化的视觉阈限，以致引发人们对传统笔墨消解的担忧。古今中外的文化交融使得当代审美空间不断扩展，传统图式与现代水墨并非道行两端，此消彼长。创作个体对“历时性”文化价值观于精神维度重新梳理，建构自主性的图像系统，和因时而变“共时性”文化生态相融共生。杜大恺寻求既不僵守中国文化中固化的传统，也不照搬正在发生的西方现代艺术形态，思维接续中华文脉，循行特立独行的创作手法，充实图像内涵的容量。

从视觉感知，杜大恺的水墨作品弥漫静谧之气，呈现清明之境，释放灵性之光，透射意味深长的亲和感，徜徉其中赏心悦目。从审美认知角度解读，其聚焦客体的各种自然形态，正是经由主观心象的牵引，经过适度“解构”，以简约的形、色元素，生成静默、平和，既淡雅明快又纯然清新的艺术氛围，境相高致，别具风貌。

文化传承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进程，审美其实是观瞻人性的过程。只有当艺术去除功利色彩，高扬时代精神，才能生发活力，进而浸润人心灵。当代水墨形成的视觉渗透力，在某种程度说上，诠释图像的话语权把握在“用手思考”的作者一方，故而常常“颠覆”传统绘画的释读方式，甚至形成观念与技法背离的评价标准，这也是“跨界”水墨发展的重要成因之一。杜大恺早年由装饰壁画转到现代水墨，参悟人生的阅历而悟，选择了适合自我心性的造型“媒介”，坚持不懈地探索，将笔情墨趣揉入富有意味的“线形”和简约单纯的“块面”两个向度中，巧妙利用天光投射，排布物体的对比关系，构成画面形式感的基础，达到了自然物象与心灵图像的重叠。作品内涵的精神省悟映证其水墨表现的当代意义，可谓是“跨界”转型的成功案例。

《天亘山亦久》以“天地”为象征符号，主题寓意作者此在的心境。铅黑色的天空与山体整合，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显示崇高的苍凉感与孤寂的时空，同时展示对中国文化、中国笔墨的认知。对比当代实验水墨形态，我们感到杜大恺作品内涵深厚的文化底蕴，图像的当代性并非靠自然景观的直接再现，而是通过主观意象的导引，使处于三维空间中的实景经过心灵过滤，高度概括为近于平面构成的组合体，造成“这一幅”不同寻常的心印——图像本体包含了传统本原文化天然的“阴阳”元素，以“神明的静穆”反观当代纷扰的时空存在，内蕴多维度的哲理思致。

《宏村》《西递》系列颇有意味，画面寓韵味于解构之中，映现娴熟的图式操控力。“景语”和“情语”与实体虚境错落重叠，不受传统起承转合构图制约,符合现代形式美感，表达了“情”“境”语言的个体心性，呈现万物静观皆自得的超然状态，达到了写景的主观性与表意的抒情性的统一，与之对望，纯净的画境，令人心向往之。

20年前，吴冠中“笔墨等于零”一语，曾引发画坛两极观念的交锋，今天回过头看，主要是针对晚清以来流行的僵化笔墨认知，其意侧重于精神层面而非完全指向笔墨本体。当年囿于门户的纷争，正是20世纪“跨界”水墨理念的主观表述。对于当代交互审美而言，它是对中国画一味讲究传统图式矫枉过正的反拨。因而可以说，杜大恺的水墨实践佐证了吴冠中的这一著名论点。

今天中国美术理论和实践探索日益精进，水墨艺术形态丰富多彩，观念认知与表现手法和工具材料的关系更为紧密，已成为具有独立意识艺术家表现自我和反映生活的不二选择。杜大恺历23年从容不迫地临池笔耕，依托对传统文脉的重新认知及当代跨文化理念的支撑，对自然物态的分解组合中解构生成独特风格的图式，内涵不同的意韵——意境——意象。杜大恺给我们的启示不仅限于笔墨技艺和构图造型层面，更在于图像宣示的主体性精神，以及与当代艺术与生活相关的审美理念。

杜大恺，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所长，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执行院长。

应一平，男，西安美术学院教授、西北美术杂志社副社长兼《西北美术》主编，陕西美术博物馆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