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期，中国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相对隔离的情况下，经历了一个独立发展的漫长历程。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明虽然起源于中国本土，却不排除与域外的联系和接触的可能。在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以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与域外的交往实质上出现了一个初步发展的阶段，如“赛里斯”等名称的出现，即是中外交往所带来的痕迹之一。而近代以来考古发现的材料，则更进一步揭示了早期丝绸之路中外交往的一些史实。

一

考古材料证明，在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发现的石核、石锯、石钻及锛形器等，即与山西沁水旧石器时代晚期下川文化的同类器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暗示着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即与西伯利亚地区有着某种联系。在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北地区以及西藏、内蒙古和东北地区，都曾发现有重要文化标志细石器。这种细石器在中国最早出现于华北地区，它属于游牧狩猎型文化系统，从其石器形制和制作技术来看，通常被称为非几何形细石器。它与欧洲、北非、西南亚的几何形细石器不同，而与北亚、东北亚、南西伯利亚等地区的细石器文化则属同一系统。在蒙古的沙巴拉克、莫尔特因阿姆等遗址，以及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的塞尼米尔斯、久克台等遗址，即发现有这种类型的细石器。(1)不仅如此，这种细石器还有可能通过西藏地区对印度东北部的非几何形细石器文化产生了影响。(2)另外，日本和朝鲜半岛也都曾发现过同类制品。至于这种细石器是起源于中国华北还是起源于外贝加尔湖地区，目前尚无定论。

在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出现的陶器、彩陶和青铜制品等，都不同程度地凝聚着东西方文化交往的痕迹。西伯利亚的尖底、圜底罐文化系统陶器在中国北方的出现，中国北方的平底罐文化系统陶器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出现，显示出中国北方与西伯利亚地区的文化联系。山陕黄土高原是仰韶文化的发源地，然而，仰韶文化彩陶的某些纹饰和形制与中亚、西亚的同类制品的相似性，显示出中国彩陶文化与中亚、西亚彩陶文化有着某种联系的可能。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裸体残迹，与欧亚大陆发现的所谓“早期维纳斯”塑像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疆古墓沟出土的3800年前的石雕女像，亦无疑与分布于欧亚草原的石人为同一文化类型。在新疆、甘肃、陕西和内蒙古一带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石质权杖头，则明显为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向东传播的物证。(3)不仅如此，早期丝绸之路东西方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还体现在青铜文化的传播中。

二

在公元前第4千纪初，西亚最早进入了青铜时代，其后，青铜制造技术便很快传播到远东、欧洲、北非等地。中国的青铜时代始于前21世纪，止于前5世纪。在新疆古墓沟墓地和小河墓地、甘肃东部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山西榆次源涡镇的仰韶文化遗址、河北武安的赵窑遗址、辽宁凌源牛河梁的红山文化遗址、山东泰安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有小件铜器或铜炼渣，标志着青铜工业的滥觞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来临。其中尤以新疆小河墓地出土的铜镜和马家窑文化遗址中所出土的青铜刀等，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青铜制品。中国早期青铜文化在北方的出现，不排除是通过早期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播的结果。这种青铜文化上的联系和影响，还体现在稍后的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青铜器中。

1980年，考古学者们曾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具有北方系特色的环首柄刀。(4)所谓“北方系”青铜器，亦被称之为“绥远青铜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或“中国——西伯利亚”类型青铜器。这种北方系青铜器不仅分布于中国北方地区，同时在蒙古境内和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图瓦地区、米努辛斯克盆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地区、阿尔泰地区，以及吉尔吉斯草原、鄂毕河中游地区直到黑海沿岸一带，都有零星发现。(5)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代表器物包括青铜短剑、管銎战斧和连铸的短柄青铜刀。这些器物显示了游牧文化的特征。有学者指出：出土这些器物的我国北方地区，当时与西伯利亚等地有着密切的青铜文化联系。而且，北方系青铜短剑和管銎式武器最早起源于伊朗，因此，它也反映了东西伯利亚地区以及我国北方地区与伊朗地区在青铜文化上的某种接触。(6)

三

除青铜器外，早期玉器的发现亦昭示着中国内地与域外的交往迹象。中国的玉器最早出现于距今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在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等遗址中都曾发现有制作精良的玉器。早期玉器大都属软玉，主要产自新疆和田一带。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自新石器时代以后，新疆和田玉一直不断地向内地输入，在内地不同时期尤其是早期丝绸之路时期的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和田玉器，都无疑成为内地与西域交往的重要物证。1976年，在河南安阳发掘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墓（约公元前13世纪末—前12世纪初）时，出土了750余件玉雕制品，其中包括琮、璧、圭等礼器，戈、戚、大刀、钺等仪仗器，以及人物和动物雕像等。这些玉制器均采用浮雕和圆雕的制作手法，雕琢精致。经鉴定，这些玉石均属软玉，绝大部分的产地为新疆和田，它们有可能是通过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特别是月氏人转贩而来的。(7)另外，在先秦文献如《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中，亦有诸多关于昆仑玉的记载。由此可见，在早期丝绸之路时代，西域与内地之间即存着联系的通道，这条通道亦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玉石之路”。内地的丝绸向西方输出，西域的玉石向东方输入，构成了早期丝绸之路东西交往的景观。

在早期丝绸之路时代，东西方的交往通道除沙漠之路外，主要还包括草原之路。草原之路是指经北方草原游牧民居地至中亚乃至东欧的道路，具体而言，是指从中原北上，经蒙古高原逾阿尔泰山脉和准噶尔盆地，进入中亚北部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的通道。这条通道是古代游牧民族的迁徙之路，亦是早期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要通道。如果说早期北方青铜文化和二里头青铜器受到了西方青铜文化的影响，那么，其文化传播渠道除沙漠之路外，更重要的还有可能是草原之路。在公元前2000年之际，东欧的印欧语系民族斯基泰人即是沿草原之路由西而东并南下印度或东北行至阿尔泰地区。(8)在商王朝建立之前，其先民经常迁徙，活动范围较广。(9)公元前18世纪至前17世纪，当商部落兴起之时，活动在华北一带的操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北狄族便被排挤到北方。其后，由于殷商王朝的不断扩张，则有可能使北狄族向更北的方向迁徙。(10)考古发现的材料也不断地揭示着草原之路东西交往的史实。

1950年，俄罗斯考古学者在西伯利亚地区贝加尔湖沿岸发现了格拉兹科沃文化（Glazkovo Gulture）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800年至前1300年。出土的白玉环同商代流行的白玉环、白玉璧的形制和纹饰十分近似。而中国玉器出现的时间应比格拉兹科沃早数千年，因而不排除格拉兹科沃文化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可能。

1912年，俄罗斯考古学者在今下诺夫哥罗德市附近塞伊马火车站旁发现了塞伊马墓地（Seima Cemetery）。年代当在公元前第2千纪后半期。墓地的属有者为原始芬兰——乌戈尔人。随葬品有锛、矛、刀、剑等青铜器，同时还出土了白玉环等玉器。俄罗斯考古学家戈罗德佐夫（V.A.Corodtsov）曾指出：“塞伊马墓地出土的白玉环是西伯利亚出产的，但年代明显晚于商代玉器。”(11)俄罗斯考古学家吉谢列夫（С.В.К.исеАев）认为：白玉的西传完全证实，在塞伊马时期，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沿岸、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沿岸和中国北部之间有过联系。塞伊马、图尔宾诺、贝加尔湖沿岸和绥远（内蒙古）等地相似铜刀的形制很可能也是沿玉器之路（即草原之路）传播的。经由此路传播者还有塞伊马出土的其他器物：锛和菱形铤的矛。这类器物现已不能认为只是西部的产品了，安阳出土的锛同塞伊马所出十分相象，同器身较厚、只饰三角纹而无菱形纹的外乌拉尔类型尤其相似。类似的锛在绥远也有。矛头的情形也是这样。塞伊马矛头分布很广，从摩尔达维亚到南西伯利亚，从伏尔加河和卡马河到伊塞克湖都有，因此，现在不能认为它们是这一广大地区某个中心所产。研究西欧和近东青铜时代的矛头类型，没有发现这样的器形。但是远东却发现有类似的器形，如安阳就有带菱形铤的矛头。最后，奥克拉德尼科夫（A.ЛОКΛαДНИКов）在谢片察诸遗址发现的三足陶器也是一个证据，这些陶器同中国鼎和鬲完全相同。(12)

四

尽管塞伊马文化与殷商青铜文化有着明显的联系，但是，还不能将它们简单看作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影响，尤其是在不同的时期，它们之间的关系则存在着不同的互动状态。如上所引，吉谢列夫虽然认为商文化通过草原之路对塞伊玛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他同时还指出，商代后期的青铜文化之所以有高度的成就，是由于塞伊马文化影响的结果。(13)而林沄则认为，塞伊马文化兼有西方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和东方的卡拉苏克文化的成分，它本身就是一种包含着东西方文化因素的青铜文化，因此也就无从谈起它作为青铜文化的一种类型而对商文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14)即便如此，从早期青铜文化发展序列来看，商代青铜文化以及北方系青铜器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文化如阿凡纳谢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以及上述格拉兹科沃文化和塞伊马文化等有着一定的渊源或互动的关系。

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人类用铜最早是在公元前6千年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开始，在进入锡青铜时代以前，有过很长一段使用红铜和坤铜合金的时间。从安纳托利亚向世界各地传播金属冶炼技术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分布于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和阿尔泰地区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年代约当公元前第3千纪下半叶至前第2千纪初，介于当地新石器文化与奥库涅夫文化之间。居民属古欧罗巴人种，是欧亚大陆欧罗巴人种的最东支。该文化用红铜打制耳环、手镯等饰物和针、锥、小刀等用具，文化特征同黑海沿岸竖穴墓文化、木椁文化以及中亚扎曼巴巴文化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15)其冶铜技术有可能是后来出现于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奥库涅夫青铜文化之源。奥库涅夫文化为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文化，年代为公元前第2千纪上半叶，晚于阿凡纳谢沃文化，早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出土有较多的红铜和青铜器，有锻制的鱼钩、刀、锥、鬓环和铸造的斧等。该文化居民属蒙古人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6)在奥库涅夫文化之后，南西伯利亚出现了著名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其分布地域西起南乌拉尔，东到叶尼塞河沿岸，北起西伯利亚森林南界，南达中亚诸草原。年代约为公元前第2千纪至第1千纪初，早于卡拉苏克文化。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该文化中的青铜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金属制品有青铜锻造或铸造的武器、工具及其他日用器具，如斧、矛、镞、刀、短剑、锛、凿、锯、镐、鱼钩、锥、针以及铜箍，也有青铜串珠和饰牌等。该文化居民属欧罗巴人种的一个特殊类型。其文化有可能起源于西部地区，特别是北哈萨克斯坦和外乌拉尔一带。(17)

在奥库涅夫文化尤其是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中国与南西伯利亚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以蒙古人种为主体的民族创造了奥库涅夫文化，该文化消失之后，这些蒙古人有可能向东向南迁徙，从而推动了北方系一带青铜文化的发展。此后，以欧罗巴人种为主体的安德罗诺沃人不仅有可能通过草原之路将青铜制造技术直接或间接地向中国北方以及伊犁河流域、阿尔泰山一带传播，而且他们还越过天山通过沙漠之路来到塔里木盆地，在克里雅河至罗布泊一带定居下来，创造了古墓沟墓地、小河墓地、克里雅墓地等一系列西域早期青铜文化。

中国境内的史前遗址中，虽然也有少量的青铜和青铜遗物出现，但真正进入青铜时代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左右，与奥库涅夫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时代相当，这绝非是偶然现象。然而，在此后由于商文化的不断发展，如前所述中国文化又与安德罗诺沃文化之后的塞伊马文化发生了联系，不仅影响了塞伊马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有可能受到塞伊马文化尤其是青铜制造文化的影响。而到卡拉苏克文化时期，中国商周文化通过草原之路对南西伯利亚的影响则愈见鲜明。

注 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4、66—67、653—655、706—707页；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

(2)安志敏等：《藏北申札、双湖的旧石器和新石器》，载《考古》1979年第6期。

(3)刘学堂：《新疆史前宗教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65—68页；李青：《丝绸之路楼兰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4—76页。

(4)二里头工作队：《198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3年第3期。

(5)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载《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页。

(6)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9页。

(8)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页。

(9)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载《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页。

(10)[俄]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版，第88页。

(11)转引自张广达、王小甫：《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11页。

(12)同(10)，第71页。

(13)参见C.B.吉谢列夫：《苏联境内青铜文化与中国商文化的关系》，载《考古》1960年第2期。

(14)同(5)。

(15)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16)同(15)，第23页。

(17)同(15)，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