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钦康先生1932 年出生于浙江省苍南县。1949 年5 月参加中共浙南游击纵队。1953 年考入东北美术专科学校（今鲁迅美术学院）学习，1956年毕业后曾在杭州、上海从事美术设计工作。1957 年调入西安美术学院担任工艺美术专业教师。1981 年被评为副教授职称，并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7 年被评为教授职称。1996 年离休。

1984 年，我考入西安美术学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班，跟随导师黄钦康先生学习中国传统与民间艺术。在读期间我又考取了中日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项目的留学资格，于1985 年至1986 年被公费派往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原日本京都艺术短期大学）学习。在日期间，黄钦康先生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先后给我致函十余次，言辞恳切，且多以毛笔书写。这些信函原件大都庋藏至今，现将部分内容摘要并略释如下。

二

1985 年6 月19 日函：

昨日学校开“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省局科研处杨处长、谢副处长也都在座。我把你寄来的“考卷”让刘文西副院长过目，杨处长他知道你的情况……日本有日本的要求，做必要的实践，有益无害。美学、现代艺术论等课也都需要学，至于型染、摄影、纤维艺术也应接触一下，而且要拿回作品。论文命题最好及早准备，原计划中国西北艺术研究的大方向不变，但既来之，就要善于洞察日本及欧美关于本专业的最新研究成果，论文命题可以附副题，以填我之空白，你看呢？主动学习，独立思考。

信中所说“学校”指西安美术学院，当时院址在长安兴国寺。“省局”为陕西省高教局，即今省教育厅前身。“杨处长”为杨致禄先生，“谢副处长”为谢发科先生。“考卷”指我在日入学时的笔试试题。“论文命题”是指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刘文西教授时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和科研工作。

1985 年10 月1 日函：

来信收悉，对你半年来的学习活动和取得的可喜成绩，我很满意，也很高兴，看到《京都风情》和《视觉》，觉得颇有新意，希望有更精采、有新意的作品问世……关于学习纤维艺术（我了解甚少）：一、要有文字资料；二、要有实践，拿出作品。上次寄来的美国作品照片，我看挺有意思……时至今日，我也先给你吹吹风，我可能应聘调上海中国纺织大学服装学院任教，不过对你我要带到你修业期满，（你）回国后去新疆考察我也还是要去的，希望不致对你学习带来不愉快的影响，我想不会，言而有信，我负责到底。

《京都风情》和《视觉》是我在日所作的习作。所说纤维艺术一事，是指我当时在日所选研究方向之一。信中提到了先生本人工作调动事宜和赴新疆考察的计划。

1985 年11 月10 日函：

在国内刊物介绍一点新的有趣的资料，也是必要的，这就要按你的时间而定了。若有这方面的稿子寄来，我转送（发表）没问题……我未必能调往上海，我有点舍不得离陕，你看呢？

信中建议我撰写介绍新美术的文章，并表明了对工作调动的态度。

1985 年12 月1 日函：

这封信拖了将近一个月没有发，期间也没有收到你来信，今接到黄丽华来信，高兴之余给你补写几句。拙文黄译后请她的日本老师做过修改，据她信述，她的老师说：“文章很有趣，语言也很美……相信发表后会吸引不少读者”。我想这是日本朋友的过誉之谈。若不是一些烦恼之事缰身，倒是可以把文章做更好一点的。我们决定留下工作了。

特此告知。

信中提到的黄丽华女士时为在日留学生，后定居日本。所谓“拙文”为黄钦康先生撰写的《中国新疆的民族染织》一文，该文后来发表于日本《染织月刊》1986 年第3 期。信中表明了对工作调动一事的最终决定。

1985 年12 月3 日函：

见到《染织月刊》你的大作，实是高兴。这篇文章很有意义，我不能全懂，但能领略大意。色彩印的漂亮，排版也好。星期三我将带到系里让大家看阅。你的文章不足之处是，结尾应该加注你目前在日本小名木阳一教授指导下学习当代艺术，这样比较圆满，此事应向教授表示歉意，贵在友谊嘛!你思念母校,我已听到日语老师谈及，再努力一段时（间），盼望你满载归来。

所谓“大作”实为我的拙作《中国陕西省民间染织工艺》一文，此文用日文撰写，刊载于日本《染织月刊》1985 年第12 期。信中提到的小名木阳一教授，为日本乃至国际著名的纤维艺术家，是我在日学习时的主任导师。所说日语老师是指时在西安美术学院担任日语教学的范新红先生。

1986 年2 月21 日函：

来信和论文均已收到。春节的贺年片没有收到，所以一直在盼望你来信，接黄丽华信说，她两次给你去信，未见你复信……昨天去陈院长家，并将你的两篇文章让其过目，他偕夫人共同赞扬你学习用功，成绩喜人……从去年十一月收到你的信后，至今已3 个月，阅信后放心了……何时返国？上学期我做了个计划，拟带你们研究生去新疆考察3 个月（7 月至10 月）。

信中所说陈院长为陈启南教授，时任西安美术学院院长。所提到我的两篇文章，一篇为上述在《染织月刊》发表的文章，另一篇为《中国陕西民间美术探索》，发表于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学报《艺术与文化》1985 年年刊中。

三

黄钦康先生在书写上述信函时，时年五十余岁，而我仅为二十五六的学生。1978 年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有幸考入西安美术学院，在工艺美术系学习。1982 年毕业后被留校任教，担任杨健健教授的色彩写生课助教。两年后通过考试，由在编教师变为全日制在读学生，攻读硕士学位。当时西安美术学院的硕士学位点建立不久，担任导师的教授人数不多，其中包括王子云、徐风、陈启南、马改户、武德祖、谌北新、刘文西、陈忠志、李习勤、王崇人、茹桂、樊文江、黄钦康先生等。而在读的研究生也仅有二三十人，在我前后和同届的同学中有王胜利、刘永杰、张立柱、杨晓阳、郭线庐、赵拓、石村、李淞、殷双喜、孙炎、徐淦等。时隔36 年后的今天，我已六十有三，而黄钦康先生已年届九十，重读当年导师的信函，不禁使我感慨不已！

从黄钦康先生上述信函内容可知，他在教学中注重艺术实践，强调要“拿出作品”，并鼓励汲取国外先进文化，倡导“主动学习，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尤为重要的是他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提倡理论研究，重视论文写作，即便是学习当代艺术，也要注意对其相关文献资料的研读。在当时美术实践类硕士生（我亦属于此类学生）大都忽视理论研究的状况下，黄钦康先生的教学方法则凸显了其独到和超前的学术视野。虽然现在无论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也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指导教师，似乎对理论研究的重要性都有了一个基本认知，但三十余年前的境况却大不相同。

我留日期间，在小名木阳一、铃鹿芳康及久谷正树等教授的指导下，创作了一些实验作品，发表了几篇日文论文，并在京都射手座画廊举办了个人画展，日本《读卖新闻》《京都新闻》及《全日本美术新闻》也都做了相关报道。对于这些微小的成绩，黄钦康先生多次给予鼓励和肯定，并向学院领导和教师作以介绍，同时对不足之处也提出了指正，这充分体现了一位导师对学生的关爱。不仅如此，在他有可能调往外校工作之际，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状态，而写下了“言之有信”的承诺，其至诚之情溢于言表。

黄钦康先生对西北民族民间美术素有研究，1961年他曾赴敦煌临摹壁画为期两月。我在日期间接触到许多丝绸之路艺术文化的相关资料，黄钦康先生即提示我要对其多加关注，同时还拟定了待我回国后一道赴新疆考察的计划。这一计划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但我回国后，却按照预先的构想，于1986 年8 月只身赴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了我平生第一次西行考察。从此之后，田野考察、创作实践、理论研究便成为我赓续至今的工作方式，这种三位一体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围绕着丝绸之路而展开的，而这一切都无疑与黄钦康先生当年的教诲有着密切关系。

36年前黄钦康先生致我的信函，折射出了那个时期西安美术学院一代导师们的学风和品格，他们严谨的教学态度和宽容的学术精神，以及纯真的人格风范，令人景仰，堪称我辈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