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百余年的党史，党中央在延安生活战斗的十三年，是极其富有创造力和战斗力的十三年，不仅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解放战争的伟大开端，更创造和形成了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核心内容。其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核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本色(1)。与此同时，在这一艰苦而辉煌的革命斗争中，诞生了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朵奇葩——延安木刻。延安木刻在延安精神的塑造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载体和桥梁作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木刻与延安精神诞生于同一时空条件下、同一时代背景中，承担着同样历史使命。”(2)在历史逻辑和思想内容上与延安精神高度契合的延安木刻，不仅与延安精神同生同长，更成为延安精神的艺术表达和生动写照，对于书写、塑造和传播延安精神，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壮大革命力量，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延安木刻彰显着延安精神的灵魂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吸取“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失败的教训，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上明确“要走历史必由之路”，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特别是面对来自外部或内部各种危机与挑战，中国共产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经过不懈努力，终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成为团结和凝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一面旗帜。在这一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指引下，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实施新民主主义政策，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努力。
作为革命的武器，延安木刻对延安精神中这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坚持和体现，就是通过木刻这一形象化、可视化、通俗化和便捷性的艺术塑造和传播方式，宣传党的全民族抗战的政治主张和全面抗战路线，拥护党的正确领导，坚持团结抗战，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延安的木刻家们也正是紧紧围绕这一正确政治方向展开艺术创作，积极承担起为“抗战发出吼声”的责任和使命，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参与了延安精神的构建与传播。“在延安的艰苦岁月里，在那个无法用照相机实时记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年代，木刻以其便捷深刻、顷刻能办的特点和长处，发挥着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记录优秀共产党人的英雄事迹，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独特作用。”(3)也正因为如此，突出的政治性和战斗性成为延安木刻的显性特征并伴随始终。1938年延安鲁艺的成立缘起中就明确写着：“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把它从中国赶出去……。”(4)延安鲁艺成立后，更是明确其教学方针是“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路线的政治堡垒”(5)。有人曾这样评价留学日本、从武汉转辗来到延安的著名美术家王式廓：“来到陕北后，他的创作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每一幅作品都有很明确的目的性：为什么要画这张画，这张画是给什么人画的。总之，创作就是要为抗日救国的政治目的服务”(6)。延安时期，广大木刻工作者践行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主张，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把艺术看作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把木刻“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斗争”(7)。
著名的左翼美术家刘岘来到延安之后，一直以抗战为题材进行创作，其创作的木口木刻《巩固团结 抗战到底》十分著名。这幅作品展现了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英勇抗敌的许多生动的侧面。画面中有飞扬跋扈、肆无忌惮地侵犯我河山的敌机，有手握钢枪和手雷、毫无畏惧地冲向来犯之敌的英勇战士，有手抡铁锤打造杀敌武器的工人，有正在救死扶伤的医护，有高举拳头的抗战宣讲者和啧啧称赞的听众。小小的画面中所刻画的三十几位人物聚散得当，静动结合，表现出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同抗击敌人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特别是作者将“巩固团结，抗战到底”六字设置在画面中间，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政治主张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爱国主义精神。
就创作题材和表现内容而言，同时期活跃在延安的木刻工作者都以宣传党的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为己任且产生了一批木刻名作，如华山的《坚决抗战到底》、罗工柳的《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和邹雅的《扩大反汪反汉奸宣传》等等，表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的政治自觉和历史担当。
以邹雅的《扩大反汪反汉奸宣传》为例，作品表现的是1940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提出的“十大任务”中的第一项。“十大任务”的提出旨在争取时局好转，避免时局逆转，反对国民党的投降与倒退的倾向。“十大任务”颁布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艺术家们更是纷纷行动，以木刻的形式生动形象地解读和宣传“十大任务”。身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邹雅和“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战友们，利用已经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新年画的形式，分头进行宣传“十大任务”的套色木刻创作，便有了这幅《扩大反汪反汉奸宣传》。画面中描绘了六位工农兵群众，他们中有手持步枪的战士，有手持铁锤的工人，有手持长矛和大刀的民兵，还有手持反汪反汉奸标语的群众，个个面容愤慨，义愤填膺，一齐扑向落荒而逃，匍匐在地的汪伪政府汉奸，义愤填膺的工农兵群众在画面中由右上方到左下方形成了一股排山倒海之气势，象征着正义必定战胜邪恶、进步必定战胜倒退。在画面最顶部刻着“十大任务”中的“第一项”，即“要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坚决揭穿一切投降分裂的阴谋，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投降派与反共派，坚决明确与具体地证明反共是投降派准备投降的反革命步骤。”这幅作品堪称用木刻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的代表作。
除此以外，木刻工作团利用民间年画形式，专门创作了几种针对敌伪人员的木刻宣传画，如彦涵刻绘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十凄悯》等。这类对敌宣传的木刻年画，由敌后武工队夜间带到敌占区散发，有的撒在日伪军碉堡周围，有的分发在敌占区的村子里，发挥了教育百姓、宣传抗日、瓦解敌伪的重要作用。当时，一位战地记者在报道里写到，当一位伪军官看到《身在曹营心在汉》后表示：“我要这样做”。彦涵曾回忆，当宣传年画被散发到伪“维持会”时，一位伪“维持会”会长以悔改的心情讲到:“总不能忘记咱是中国人！”(8)
国际友人爱泼斯坦曾这样评价延安木刻：“历史上没有一种艺术比中国新兴木刻更接近于人民的斗争意志和方向，它的伟大之处由于它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武器而存在。”(9)不能不说，作为战斗的武器，这些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抗战必胜、不抗战必亡的坚定信念和爱国精神，起到了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并使之深入人心的宣传作用。延安木刻工作者就这样以刻刀为利器，为宣传党的团结抗战主张而创作、为凝聚全国的抗战力量而创作，在自己的木刻创作中实现着与延安精神的同频共振、实现着与党的抗战主张的同向同行。
二、延安木刻蕴含着延安精神的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延安时期，党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党内全面清除“左”倾错误，使全党从“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这种马克思主义不是被某些人挂在嘴上用来吓唬人的“死的、臭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能够为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提供强大指导的“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在反思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两次胜利与两次失败之后，毛泽东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道理，在推进“相结合”的过程中凝铸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在陕甘宁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正确的思想路线。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并为全党所认可的过程，就是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得以确立的过程，也是延安精神形成和确立的过程。”(10)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不迷信教条，不崇拜权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延安时期，党对土地政策的调整就是延安精神中所贯穿的实事求是这一精髓的体现。抗日战争开始后，基于抗战的实际需要，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御强敌，党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一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对于调动地主和农民两方面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起到了直接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利于团结包括地主在内的绝大多数共同抗战。为了这一完全符合抗战实际的土地政策的积极宣传和有效执行，被徐悲鸿誉为“共产党的大美术家”的古元创作了木刻作品《减租会》和《逃亡地主又回来了》，前一幅作品传神地表现了抗日根据地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自身的利益勇敢地与剥削自己的地主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的生动场景。后一幅作品则描绘了因受国民党的虚假宣传对共产党产生误解而逃离家乡的地主一家人，在党的正确政策的感召下，放下顾虑，携家带口（人口和牲口）返回故乡的真实故事。两幅画面所示，既是对党的抗战政策的解读和宣讲，更是对实事求是这一延安精神之精髓的体现。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体现在党对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制定上。1940年6月，陕甘宁边区发生了一场毛泽东挨骂的风波，后来调查发现，原因是公粮征多了，人民负担太重了，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和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1942年公粮征少了，1943年也减少，这就解决了问题。”(11)针对延安军政人员过多，老百姓的负担比较重的实际，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带来的极为恶劣的生存困难的事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解决生存危机的大生产运动中，从党中央领导到普通战士都积极投入。石鲁创作的《妯娌纺线》以黑白木刻形式，图写陕北农妇炕头纺线之景，生动再现延安大生产运动，画面描绘真实，情感深挚。石鲁的另一幅木刻《群英会》则表现了毛主席和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模范亲切交谈的场景。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次群英会是在一间宽敞、明亮的房子里召开的，阳光透过一排整齐的窗户照射进来，墙壁上挂着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屋角的小圆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有烟、茶待客，出席会议的代表们衣着暖和、胸佩红花、神情喜悦——所有这些都是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经济生活好转的最好说明。作品描绘的是最高领导人与一位陕北农民的交谈，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表彰会，而这正是当年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依靠群众解决现实困难，共渡难关的真实写照。
由此而知，一方面，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就不可能有土地政策的调整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及其成绩的取得。另一方面，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又进一步凝铸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延安精神的精髓，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法宝。
延安木刻表现延安精神的精髓不仅在于木刻创作紧扣抗战和革命斗争的实际，成为解读和传播党的政策和主张的有效形式，也表现在木刻艺术本身的转型上。来到延安之后，木刻家们不但实现了思想感情的转化与升华，在与抗战军民的接触者成为工农兵的一员，而且实现了创作手法由“公式化概念化”向“本土化民族化”的有效转变。正如延安鲁艺的教员力群所言：“过去我曾受西欧木刻影响，尤其是苏联的木刻对我影响更大，到延安后，我开始觉悟到应该脱离这种影响，创造自己的风格。”(12)这种风格的形成源自于不迷信不崇拜西洋木刻的权威，不固守不自恋“亭子间”的艺术，放下架子与“山顶上”的人切磋，俯下身子向“泥腿子”求教，将艺术创作与百姓实际相结合，与民间艺术相结合，创作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佳作。
以古元创作的两幅《离婚诉》为例，第一幅创作于1940年，第二幅创作于1942年，两幅作品前后风格变化很大。第一幅《离婚诉》更多采用的是西方木刻版画的技法，强调明暗块面，风格较为深沉，人物虽众多但特征不够明显，主题也不够突出，观者只能通过画面下方的“离婚册”读懂画面。而且老百姓对“黑一块，白一块，黑白条条”的画面表现方式表示不理解，也不喜欢。在第二幅《离婚诉》中，虽然离婚的主题没有变，但却采用了陕北民间美术、特别是剪纸艺术的表现手法，不仅使作品的表现风格更加简洁洗练、明快清新，也使画面明朗了许多，主题也更加突出。古元曾经谈到他从生活中接受群众意见，从群众的审美实际和接受实际出发所发生的木刻风格变化时说道：“我参照乡亲们的意见，不断地改进我的作品，力求他们的接受和喜爱。以后我又重新刻了一幅《离婚诉》，和以前的刻法不同了，用单线的轮廓和简练的刀法来表现物体，画面明快，群众也就喜欢接受了。”(13)这样一来，古元通过这种“接地气、有特色”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技法，用老百姓看得懂的创作手法表现离婚这个题材，使木刻真正实现了其启蒙思想和教育人民的价值。
延安木刻从革命斗争和百姓需要的实际出发所发生的由新兴木刻到革命木刻的转型，标志着木刻工作者的艺术观和创作观的根本转变：由“为艺术而艺术”转变为“为革命而艺术”。这一转变的发生无疑是他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艺术理论与革命斗争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艺术观和创作观发生根本转变之后的木刻工作者，通过一件件木刻作品使得延安精神之精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广为传扬且深入人心，也使得他们在木刻创作上站在了中国艺术的高峰。“三十年代，我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从事木刻创作，到鲁艺时已经算是一个木刻家了，但真正创作出较高水平的作品，还是来到鲁艺之后。在我的一生中，为人所称道的优秀木刻作品，都是在鲁艺创作的。”(14)
三、延安木刻体现着延安精神的宗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显微镜和望远镜，用以观察、认识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逐步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形成了关于党的根本宗旨的更容易为老百姓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表述，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成为延安精神的根本宗旨，也成为延安木刻刻画和表达的最生动的主题和话语。
延安时期，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自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木刻艺术家们深刻认识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5)，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因此“为群众喜闻乐见”成为《讲话》之后，木刻创作的新方向。一方面，从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上看，木刻艺术家们掀起了向民间年画学习的高潮。另一方面，从创作内容上则更重视了表现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生活。为此，以鲁艺为主要聚集地的艺术工作者不再拘泥于画室和小课堂，他们纷纷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分赴陇东、关中、三边、绥德及延安附近的农村、工厂、部队去工作，不但走马观花，更可喜的是下马观花，以学生的姿态向工农兵学习、在与工农兵的深度接触中成为他们中的普通一员，用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创作崭新的为他们所喜欢的木刻作品，通过作品传播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由此，在延安木刻作品中，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全心全意为工农兵谋利益，自然成为其表现的主题话语。古元的《马锡五调解婚姻纠纷案》和《三边的冬学》、黄山定的《代耕队帮助抗属春耕》和《提高抗日军民文化水平》、力群的《帮助抗属除草》和《为群众修理纺车》、赵泮滨的《帮助群众浇地》、焦心河的《订农户计划》、夏风的《货郎担》等全方位地表现了为工农兵服务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夏风的《货郎担》虽然描绘的是一个货郎进村被百姓围观的热闹场景，但这个货郎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货郎，由货郎担子上所刻画的醒目的“合作社”三个字便可知，他是一个为老百姓提供消费服务的合作社的新式货郎。在陕甘宁边区，为了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的生活，政府大力提倡和扶持发展边区合作社，如农业互助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运输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等。《货郎担》表现的就是当年的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成为边区合作事业的重要成就之一。首先，方便了群众生活，为群众节省了开支，使群众避免了高利贷的剥削；其次，满足了农民的消费需求，促进了边区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村社会的变迁。”(16)
而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民主选举，无疑成为为人民谋利益的最好例证。1937年5月，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陕甘宁边区“采取普通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制，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还规定“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于这一亘古未有的社会政治生活的伟大变革，延安木刻为我们留下了最直观、最生动的图像。彦涵的《豆选》、肖肃的《投豆豆选好人》和《人民代表》、张望的《延安选民小组会》等，多角度刻画了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生活。在这些珍贵的视觉图像中，我们看到了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被尊重，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真正得以实现。正如肖肃所描述的：“我曾在延安西川乡下住了数月，当时各村正分片开农村会议，区政府的干部们，代表县政府听取意见。他们一心为群众着想，认真为老百姓办事，及时把人民的批评、建议、措施反馈给政府，很受群众拥护。此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彦涵的《豆选》和张望的《延安选民小组会》中都有众多女性人物的塑造，这无疑是新社会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是观察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妇女解放首先体现在政治权利的获得，也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获得。在中国，这一巨大的变化是从中国共产党开始的，是从陕甘宁边区政府落实的。
为人民服务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真正的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切实帮助老百姓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自古以来，人兴财旺是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祈求和向往。由于深刻复杂的历史原因，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文化落后，老百姓缺乏基本的卫生知识和良好的卫生习惯，巫神盛行，疫病横行，人畜死亡率很高。特别是人口的生殖率虽然并不低，但死亡率却很大，“财旺人不旺”的问题成为困扰边区群众的现实难题。为了实现老百姓“人财兴旺”的愿望，边区政府把民众的健康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加以重视，积极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派干部深入乡村和农户，面对面向群众介绍卫生知识，手把手地教群众如何防疫、如何接生、如何养娃。为了有效地开展卫生运动，边区政府要求“各界人士，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况，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如小学校、干训班、自卫军、读报识字组、黑板报、歌谣、戏剧、秧歌、书报、图画、庙会、展览会）进行对人民的卫生教育。”(18)如1944年7月在延安杨家岭举办的“延安市卫生展览会”就曾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它以生动的图表、实物和惊人的数字等，使“中西医结合、反对巫神，推行防疫卫生”的口号和观念深入人心。在边区开展卫生运动中，于1944年成立了全边区第一个卫生合作社——延安大众卫生合作社，群众以入股的方式加入。卫生合作社被群众称为“救人的合作”，给群众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和实惠，深受群众的欢迎。在边区各级政府和干部的努力下，边区的人畜发病率和死亡率逐渐下降。彦涵的《卫生合作社》、郭钧的《羊病治疗》和《讲新法接生》、王流秋的《卫生宣传》、张晓非的《人兴财旺》等均为这一深受群众欢迎的卫生运动中经典瞬间的刻画。特别是张晓非的《人兴财旺》表现了边区老百姓人丁兴旺、家庭幸福的舒心生活，它是边区开展卫生运动丰硕成果的生动写照，也是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延安精神的根本宗旨所取得的硕果的艺术表达。
四、延安木刻书写着延安精神的本色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倡导和培育的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走向胜利的显著政治优势，是延安精神的本色和代名词，也是延安精神产生的基础和价值所在。1938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慷慨陈词“中国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19)在他看来，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特色之一。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内忧外患、敌强我弱的社会环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党的极其鲜明的精神本色。唯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当年，美国记者斯诺历经千辛万苦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来到陕北：“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20)经过一番接触和考察，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的毛泽东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红军大学的学员的课堂笔记本是敌人的传单……。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谈道：“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 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21)这里的延安作风就是延安精神的集中体现。只要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本色，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落脚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大西北后，面对抗日战争开始时敌强我弱的态势和相持阶段形成的极为艰苦的环境，面对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带来的极为恶劣的生存困难，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党中央领导到普通战士，都积极投入生产。在战胜自然带来的灾害和人为造成的物质困难的过程中，培育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工作作风，帮助我们战胜了困难，渡过了难关。
“从王式廓的《开荒》到武德祖的《挖窑垌》，从胡一川的《牛犋变工队》到安林的《赵占魁同志像》和陈叔亮的《石印工人》，从戚单的《打水浇地 防旱备荒》到吕琳的《打草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延安木刻中得到了最精彩的彰显。”(22)而这些真实而生动的木刻作品的创作缘于木刻工作者本人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的践行和深切感悟。实际上，伴随延安鲁艺成立与发展始终的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延安时期，许多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和爱好文艺的进步青年，抱着无限希望和兴奋的心情，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鲁艺。他们中有的人出身富裕人家，衣食无忧；有的人在艺术上已成绩显著，颇有名气；有的人曾留学国外，衣食保障。但是，面对救亡图存的民族重任，他们依然选择来到自然条件极其艰苦的延安接受革命文艺的洗礼。他们或从教或求学；边学习、边创作。无论物质条件多么艰苦，都改变不了他们追求新艺术的决心和信念。没有住处就挖窑洞、没有饭吃就开荒种地、没有衣穿就纺线织衣。美术工厂是自己搭建的、木炭条是自己烧制的、教材是自己编写的、教具是自己发明的，甚至连颜料都是自己研制的。一张马粪纸，几根木炭条，一块木板，几把刻刀，简简单单的画具就可以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鲁艺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著名美术家武德祖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于1941年创作的《挖窑洞》以木刻版画的形式定格了延安鲁艺学员建设校舍的瞬间，画面所呈现的三位学员挖窑洞、建校舍的场景，是鲁艺时期师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而这片黄土高坡中的万千窑洞成为当时鲁艺师生的创作基地，在这小小的窑洞中，创作出了许多以抗战、生产、生活为主题的木刻作品，记叙着历史，也承载着精神。
古元的《南泥湾驻军秋收图》描绘了八路军三五九旅的将士们喜获丰收的劳动场面。不大的画面中，远、中、近景处安排了大大小小20个人物，每个人物都在忙碌着：或打场或碾场或侧草或装车或扛着粮食入库房。远处一排排整齐的房子和堆成山一样的草垛，预示着饱衣暖食的生活，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在南泥湾，将士们用自己的勤劳的双手和坚强的意志，将昔日的烂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不仅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想要扼杀中国共产党抗日力量的企图，更是筑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南泥湾精神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同一题材的还有吴劳创作的木刻《咱们来到南泥湾》。无论是古元的《南泥湾驻军秋收图》，还是吴劳的《咱们来到南泥湾》，传达的就是大生产运动中所凝结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已深深融入延安木刻之中。
张望创作于1940年的《造纸》记录了延安时期造纸厂的工人在简陋的作坊里磨浆、打浆、晒纸的劳作场景。从画面中我们看到，生产工具和工作环境是极其简陋而原始的，一切都靠手工劳动，特别是远景中的一人挥动鞭子正在赶着一牛拉磨的描绘，让今天的人们直观到原始的造纸方式，更透过画面感受到延安时期条件的简陋和艰苦。
另一幅见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延安精神本色的木刻作品是陈叔亮创作的《石印工人》。作品刻画的是在一个印刷厂里，手里操持着各种印刷工具的四位印刷工人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虽然四位工人的造型、神态各不相同，但看得出来他们个个极其专注和投入。抗日战争时期，出于抗战宣传需要建立了许多小型石印厂，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简陋的石印术因其便捷有效而大显身手，主要印制宣传用的图画，报刊、书籍封面、插图以及宣传画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建于1937年初的延安中央印刷厂，它担负着《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等重要报刊，以及数百种马列经典著作、毛主席著作和党中央的各种文件、干部教育读物、中小学课本等十几大类、数以千万册的印刷出版任务。印刷工人以革命乐观主义和忘我的劳动精神,克服了难题和障碍，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印刷出版任务，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结 语
作为延安精神最生动的艺术图解和艺术表达，延安木刻以其丰富的内容、时代化的题材，蕴含并写照着延安精神的方方面面，并因此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符号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夺取抗战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仅如此，延安木刻以艺术独特的方式参与延安精神的构建与传播，实现了“政治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这不仅是《讲话》之后，延安木刻家们在美术创作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向，更是他们在艺术人生之途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在这一转向和转折中，木刻家们不仅收获了艺术创作的创新，更收获了艺术理想的升华。从此以后，他们主动而自觉地与时代主旋律同频共振，在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中成就了“延安木刻”这一光辉的时期，成就了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座高峰。这也启示新时代的艺术创作仍然要继承延安木刻的光荣传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继续发挥艺术的作用，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